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心理干预机制之功能定位和路径选择
作者:   发布时间: 2015-12-18 15:53:02

     


从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综合审判试点工作以来,创新发展了心理干预机制、社会调查、档案封存等一系列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充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审判实践表明,未成年人由于其心智发育不成熟,走上犯罪道路有很强的心理原因。同时,加害和受害是同时存在的,未成年人在作为加害人实施犯罪的同时,他们自己事实上也是受害人1)。因此,在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二十章中明确规定了心理干预机制的内容。心理干预机制的重要作用,旨在运用心理技术,减缓涉案未成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紧张情绪,把握其负面或不良的心理状态,帮助其重新建立良好的心理秩序,使诉讼活动能够正常开展。2)

一、实证分析:未成年犯心理特质及影响因素

本文联合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以H省未成年犯管教所303名未成年为研究样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的未成年犯全部为男性,入所时年龄均在14岁-18岁之间。

(一)心理特质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特质应对方式题目,包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部分,每一个受测者积极应对方式对应的条目得分相加之和得积极应对分,消极应对方式对应的条目得分相加之和得消极应对分。积极应对分与消极应对分相减,如果得分为正,表明应对方式偏向积极,如果得分为负,表明应对方式偏向消极。分数越偏离0,表明倾向越明显。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发放303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287份,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图1:

 

表1:特质应对方式量表描述统计结果


MAX

MIN

M

SD

常模

常模SD

积极应对方式

59

10

25.11

5.63

30.22

8.72

消极应对方式

46

10

27.12

6.29

23.58

8.41

积极、消极得分之差

36

-29

-2.25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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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未成年人的成长状态,逐步开始脱离父母,处于人生发展的快速时期,精力旺盛,在生理方面呈现阶段性的重大变化,心理上重视认同感,思维模式逐渐从具体到抽象。然而,这时他们仍欠缺明确的社会角色定位。在应对方式趋向消极所呈现的心理特质具体可归纳为:

1.逆反心理。不断增强自觉意识和自我认识不足的冲突,加之心理发展的半成熟状态,可能导致心理上的失衡与危机,呈现的特点是,易受暗示,渴望自由与独立,极力摆脱家庭与父母的管制。

2.冲动心理。由于大脑皮层内抑制过程偏弱,与情感以及情绪的社会化不健全叠加,使他们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既迅速又强烈,情绪极易冲动,以至于情感压过理智,行为受情绪控制,极易因为一点儿小事产生激情犯罪。3)

3.好奇心理。处于一个扩大视野、认知世界的阶段,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有强烈的认知和尝试的要求,比如对异性、毒品等神秘事物,在心理上就会难以抗拒其诱惑,驱使其亲身寻求刺激。

4.模仿心理。由于涉世不深,辨别是非能力较差,法治观念欠缺,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而实施犯罪。特别是在网络上充斥暴力、淫秽等内容,极易在未成年中传播,导致他们竞相模仿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5.从众心理。希望获得认同,得到安全感和爱的需要,被社会承认和尊重。如果未成年人在学校的成绩不好,与同学关系不融洽,他们就有可能到校外或其他团体中寻求这种内心满足、心理补偿,这样就极易加入不良团伙共同犯罪。

6.报复心理。未成年人往往固执、敏感、易感委屈,而又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遇到问题容易产生偏执的想法,受挫能力差,导致不良情绪如厌世、敌对等,当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报复心理,进而造成犯罪。

(二)影响因素

1.家庭因素。在家人平时对自己的态度上,除17个缺失数据外,剩余的286个未成年犯中,有85名报告家人很少跟自己进行感情交流,有79名报告家人对自己期望很高,有55名报告家人对自己过分宠爱百般溺爱,有19名报告家人对自己动不动就打,有15名报告家人对自己不太搭理,另外22名报告家人采取另外的方式对待自己。比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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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因素。约翰·洛克曾说:“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两个儿童很少有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的。”教育在坚持统一性的基础上,也需要追求创新与差异,一成不变的教育方式,整齐划一的效果追求已经不适应于目前的教育,粗暴、简单的教育方式应得到冷漠和反抗。同时,“一般的看法是,学校失败的经历导致消极的自尊或对学校的消极态度,进而与其他问题儿童发生联系,因此有更多犯罪机会”4)因此,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每一个学生在学校学到更多的东西,减少教育不平等现象。在问卷调查中,除两名缺失数据外,剩余的301个未成年犯中,有145名自评成绩属于中等水平,有111名自评成绩较差,有26名自评在校期间成绩较好,有19名自评在校期间成绩极差。具体比例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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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伴因素。由于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无法面面俱到,造成未成年人的社交面是以好友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也决定了不良的信息源将会沿着辐射轨迹蔓延。由于群体的构成是以具备同一性、相似性的基础达成的,所以信息在其他成员之间将会快速的得到认同和学习,进而转化为行为,在动力定型后将引发需要的反社会化。在问卷调查中,缺失数据3名,300名未成年犯中,有250名是与他人共同犯罪,50名为单独作案,具体比例见图4。从调查数据上看,在未成年犯罪中,共同犯罪现象突出,83%的未成年犯属于共同犯罪,根据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未成年犯抽样分析报告的结论,近20%的未成年犯选择”参加或者加入过黑社会或者犯罪组织“,近18%的未成年犯选择有过”“加入犯罪组织或黑社会的念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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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活动因素。除一个缺失数据外,剩余的302名未成年犯中,有227位在入所之前为社会闲散人员,既没有在学校读书,也没有就业,另外有50名为学生,剩余的25名在入所之前正处于就业状态。具体比例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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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303名未成年犯中,有248名在空闲时间会跟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有177名空闲时间会去网吧玩游戏,有84名选择去舞厅找刺激,有77名选择在校外闲逛,另外21名会从事其他活动,具体比例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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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法视角:心理干预机制的功能定位

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涉诉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容易陷入紧张、焦虑、绝望等心理危机,许多刑事被害人及民事案件中权益受损的未成年人,由于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剂心理伤害,极易出现抑郁、自闭、恐惧等心理障碍,甚至演变为自虐、轻生、报复等极端行为。仅靠单纯的判决和简单的说教,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还应从更深层次探究、治疗他们的洗礼症结。5)正如德国学者阿尔布莱希特指出的,尽管少年也应对犯罪负责,但是最为根本的目的还是对其教育和使其康复。对少年的处理不是建立在他的罪行或者罪行的严重程度之上,而是建立在少年犯罪者和他或她的需要上。6)

所谓心理干预机制,是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策略、技术对犯罪人的各种心理问题进行评估、矫正与治疗的过程。心理学家对刑事司法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主要包括心理评估、矫正与治疗;其功能对象既可以是与其犯罪现象密切关联的犯罪心理问题,也可以是罪犯作为常人在特定监禁条件下产生的特定消极心理现象,还包含具有监禁因素或无决定于监禁因素的不同程度精神障碍问题。

(一)“定罪证据”抑或“量刑证据”

刑法通说认为,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是定罪的依据,由它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什么罪的问题。“这些要件都必需与案件待证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7)与定罪证据不同的是,量刑证据“指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与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有关的、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因而在量刑时从重、从轻或者免于刑罚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8)由于心理咨询报告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是否有障碍、人格是否有缺陷,是否有再犯可能性等问题的客观分析结论,无法提供和证明犯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也不能说明犯罪的基本情况,因此它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所用,可作为量刑、减刑的证据使用。

(二)“独立功能”抑或“附属功能”

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干预主要内容是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存在心理问题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和矫治,使其心理和行为向积极方面变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9)这既是一种智慧,还需要长期训练的技术。其难度不亚于专家教授型医生给病人看疑难杂症,具有其独立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观点认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国对未成年当事人进行心理辅导,一方面帮助他们环节因为审判带来的心理压力,矫正其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和预期,消除犯罪造成的心理伤害。另一方面撰写未成年当事人心理分析和评估报告,供法院在制定审理方案和作出处理是参考。与此同时,还要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和判决后未成年罪犯的帮教和心理矫治工作,并对未成年人案件心理干预工作进行总结,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是以审判及延伸工作为中心,具有辅助的地位功能。10)笔者认为,在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引入心理干预机制,借助其本身具有特性来为审判实践服务,与各个工作环节紧密联系,

已成为新时期未成年司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单一性”抑或“多层次性”

现阶段,对于心理干预机制适用对象主要是未成年被告人,测评的内容包括当前心理状态、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认识、有无悔罪心理、对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测、犯罪前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从心理、性格缺陷上分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较为单一。有些基层法院规定对本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原则上都要进行心理干预;对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可以根据被害人家属的请求,结合具体案情的需要,确定是否进行心理干预;对继承抚养等民事纠纷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心理干预;审理二审案件,可以根据案情的具体需要以及一审期间心理干预工作的情况,继续进行心理干预。11)笔者认为,心理干预机制的功能发挥应具有多层次性,首要层次是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舒缓其心理,保障审判活动顺利进行;第二个层次是在审判中要满足案件所有当事人对心理干预的需要,包括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被告人家属、未成年被害人家属等;第三个层次是形成一个平台,延伸服务功能,与审判机关、矫正机构、监管机关等组织共同托举未成年人融入社会、遵守法律、健康成长。

三、机制创新:心理干预机制的发展路径

“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照顾者,应当积极主动介入未成年人的照顾与教育事务,以充分保护其权利,促进其健全发展。”12)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心理干预机制的介入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正如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所言:“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到的现象和物理现象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印象道德。”13)而司法实践中心理干预正能起到这一恢复性教育的作用。

(一)合理扩张----平等性干预

目前,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往往适用心理干预的大部分是在非监禁刑、缓刑案件的审理中,在适用主体的定位上都是一些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对于重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很少适用,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显然具有不公平待遇,亟待扩大心理干预的适用范围。一方面,需要的是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干预,根据心理干预机制的功能性及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来看,其实一些重型犯罪的未成年犯罪被告人,他们的犯罪具有一定主管恶性,从心理层面需要的矫正需求更多一些,更应得到干预和矫正,更需要专业心理引导的疏导,心理干预有利于督促当事人自我洞见,避免对问题的片面认识。处于矛盾纠纷中的人的判断力往往是不完善的,咨询师通过心理干预,可以改变当事人的认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多角度探究问题,打破当事人的思维局限,走向积极的思维,引导行为的轨迹,进一步矫正未成年被告人不健康的心理。另一方面,需要的是法官个性化的专心干预。无论是重性犯罪,还是轻型犯罪,都需要有积极的心理干预的引导,逐步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运用。在笔者的法院里,专门安排了从事未成年犯罪的法官,去学习专业的心理知识,通过心理咨询专业干预知识的参考,为法院帮教矫治提供客观依据,为不同的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情形,建立一份特殊的个性化的心理档案。心理干预于有利于为法官捕捉到更多庭审时听不到的真实声音,为自由心证提供有力依据。通过一定的心理测评体系和心理访谈,法官可以客观分析当事人的状况,直接探索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为作出最后的审判结论提供更多自由心证的边缘信息,有利于全面权衡各方利益,更好地审理案件,更好地开展矫正工作,为未成年犯罪提供教育和帮教工作,提高审判效果。

(二)信息共享----主动性干预

目前,实施心理干预的可能主体是心理咨询师,由于该职业需要遵循职业伦理道德的约束,都要遵守如保密原则的规定,要得到咨询者的信赖,保守咨询对象的信息不得外泄,使接受咨询者处于安全沟通的氛围内,将心理的滞涨因素一并得到较好倾诉,并得到心理咨询师的良好疏通和引导,实现较好地心理互动、互通。但是在引入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判的过程中,上述职业伦理道德将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势必得到法官通过讯问无法了解到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是与案件有很大关联,咨询师是应该将这些涉及少年隐私的信息汇报给主审法官,还是仍旧遵守保密原则?笔者认为,当隐私权与法官案件事实查明权相冲突时,应该让渡权利,心理咨询师仍然要将相关信息主动告知主审法官。另外,如果未成年犯心理上有芥蒂,不愿意接受干预的话,心理咨询师是应该强制主动介入,还是尊重未成年犯的选择?根据法益优先原则,心理咨询师也应将在心理干预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信息主动报告主审法官,主审法官知晓信息后,要严格遵守档案封存制度的要求,对未成年犯人的信息进行保密处置,非经特定情况,不得公之人。对于少数未成年犯不愿意接受干预的情况,是心理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对于这种状态,主审法官也需要主动介入,解开心结,缓解情绪,将心理、心绪、心境进行一定调整,积极进行一般性心理指导,了解未成年犯拒绝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之敞开新心房,迎接积极能量,否则其更闭塞心理,走向消极。

(三)综合评估----规范性干预

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事实包括在案事实和人格事实。有一些未成年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际遇家庭或社会的一些悲惨经历,这些经历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他们后来的犯罪行为。而法官对于案件的审理,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对案件犯罪事实的重点评估,也就是更多关注在案事实,对于这些未成年犯的遭遇可能不会过多的了解,法官要证明的事实是为了追究刑事责任。而心理咨询和法庭讯问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咨询不只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案件本身的相关案件的具体细节上,而是更关注在未成年犯成长过程中,对其有着多种影响的环境、人物、事件等综合性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重整分析,就会成为心理咨询所关注对象的心理评估,这也就是人格事实,人格事实的查明是为了治疗和矫治。人格事实需要有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等在内的证据证明,而心理评估的综合报告在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心理评估报告作为心理咨询师向法官提交的心理干预工作成果,主要是是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是否有障碍、人格是否有缺陷,是否有再犯可能性等问题的客观分析结论,法官在裁判中如何更科学地设置采信心理评估报告的具体程序?心理评估报告的作用能否等同于鉴定意见?控辩双方如对心理评估报告存有异议时能否提请重新评估?这些问题目前尚且法律都无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心理咨询师作为专业人员,具有独立于法官和法院之外的特性,心理咨询的专业意见,也应是鉴定意见的一种,心理测评的主体、过程、结论符合鉴定意见的种类,应该作为刑事证据来对待和处置,但其专业技术形成的报告,还当然需要当庭质证,这也可以很好地使受害者倾听专业意见,对未成年犯犯罪行为的前提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促进双方的换位思考和沟通原谅。如果控辩双方对心理评估报告存有异议时,有权提请重新评估,心理咨询综合报告对未成年犯甚至是对司法的规范干预,理应有更加完备的程序支撑。

(四)全面介入----系统性干预

在司法实践中,心理干预在不同审判阶段介入是不足的,衔接是不够的,要弥补此不足需要建立并完善系统化的心理干预,需要完成心理干预与审判的庭前、庭中、判前、和庭后的多位衔接。一是庭前心理干预的衔接介入。通过心理咨询和沟通的介入,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梳理其人生经历,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犯罪心态、悔罪心理及当前的心理状况,帮助其正确认知犯罪行为给他人所带来的后果,帮助其能够正确认识自身问题,积极配合庭审工作,正确看待法院判决。二是庭中特邀帮教人员的衔接介入。此阶段心理咨询师作为特约帮教人员出庭,但其不参于法院案件的实质审理,他不发言仅仅在庭审中,观察未成年被告人的言谈举止、认罪状态等,充分掌握实际背景资料。三是判前测评报告的衔接介入。心理咨询师通过与未成年犯的互动访谈、出席庭审观察、查询案件资料等掌握基础资料,在认真分析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其综合状态的心理测评报告,预测评估未成年被告人作出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为法官的酌定量刑和后期帮教提供有效参考。四是宣判后至判决生效前的衔接介入。心理咨询师在结合法院判决内容的基础上,帮助引导未成年罪犯认知自身犯罪的错误,了解自我个性缺陷、学会情绪调控和管理,树立正确积极的心理,不自暴自弃,改正不正当的行为举止,形成符合规范的行为,配合和执行法院判决。在此衔接环节中,来自父母和家庭的关爱和沟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也要提出改善亲子关系或完善家庭教养方式的建议和措施,也要逐步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和方法,通过亲情的引导,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安心地服刑改造,顺利地回归社会。五是判后生效前的衔接介入。健全双建议模式,一方面是在送达非监禁刑未成年罪犯缓刑执行文书的同时,向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出具《监管建议》,向缓刑执行机关出具《矫正建议书》。另一方面是对于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向刑罚执行机关出具《矫正建议书》。建议书根据案卷材料、社会调查报告及心理干预报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帮教矫治意见和措施,以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缓刑执行机关“因人施教”,开展个性化的帮教矫正工作。14)

(五)信息支撑----创新性干预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创新心理干预机制,可以借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引进心理测评软件,将心理测评作为心理访谈的前置的程序,并且心理测评的方式不局限于心理量表的测试,还可以包括引用“房树人”绘画、沙盘游戏等其他辅助手段。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可以大胆尝试催眠干预。催眠既可以避免意识层面的批判性,让求助者很好地接受积极的指令,又可以挖掘求助者潜意识里造成问题的创伤和根源,从而解决求助者的问题。15)它具有其他心理治疗的方法不能替代的功能。催眠对于各种心理障碍的治疗、不良行为习惯的矫治、放松、减压、释放焦虑、增强自信和耐挫能力、开发潜能都有独到的效果。催眠技术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问题多、自控能力差、意志力不足的问题,可以把工作带上带上一个更新、更高的台阶。16)另外,因为人员、经费限制,心理干预很难跟踪、缺乏持续性、整个心理干预纯粹出于公益性,难以持续下去,难以保障心理干预的质量。逐步实现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心理干预能够得以持续发展。

四、结语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这一时代背景,心理干预机制的发展完善,司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引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全面及时有效地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将更契合人性化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未成年犯大多处于青春期,其生理和心智等各方面的主观因素均未定型,受外界一些不良影响大,因而其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较低。针对这些未成年人的特有情况,必须牢固树立预防、挽救和帮教的司法理念,帮助未成年犯打开心门,敞开心门,认识到其自身行为的错误和危害,重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避免一错再错,尽快回归社会。从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现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心理干预机制存在正当理念不足、定位不清、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应有的司法功效未能体现出来。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以心理咨询和司法的紧密契合,进一步实现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正和心智重塑,为其重新认识和融入社会提供一个心理安全舒适的平台,达到刑事审判制度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和谐统一。



1)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

2)王丽娟:“心灵帮教: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心理干预的能动介入——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制约机制为指向”,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3

3)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8

4[]Ronald Blackbum著,吴宗宪、刘邦惠等译:《犯罪行为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

5)李贵龙:《中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山东:山东大学,2012.

5)王春霞:“心理干预:挽救失足少年的良方”,载《中国妇女报》,201294日第A3

6Hans-Jorg A brecht,Youth Justice inGermany,3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ime and Justice 204:453

7)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8樊崇义、杜邈:“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载《检察日报》201264日第3

9)曾粤兴:“司法中的人文关怀和特殊保护”,载《人民法院报》2014320日第5

10)赵汝成:“浅析将心理干预机制引入涉少刑事审判的必要性”,载《应用研究》,2014年第4

11)张晓敏:“选聘专业分析师参与审判”,载人民法院报20101115日第1

12 徐美君著:《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8

13 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

14 杨飞雪、刘原等:“创新心理干预机制  延伸司法服务职能”,载《人民法院报》2012119日第8

15 金瑜:《心理测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3

16 胡娟:《心理学与法学交融下的“正能量”》,载于《人民法院报》2013221日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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